二是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是中央权力削弱，地方权力上升。这也为唐末祆祝、祭司们可由地方官任命提供了条件。安史之乱爆发期间，唐玄宗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，“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，并任自简择，署讫闻奏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18）。地方权力日加膨胀，唐末五代，原属萨宝制下的祆祝改由地方官补给官牒，就可以理解了。地方官对其进行受牒，以保证其身份合法化，也表明祆祝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为胡人信奉的祆教而设。
2、祆教在唐宋以后逐步消亡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未能完成本土化传播。
首先，祆教本身的特殊性是造成其本土化不成功的根本因素，未能实现祆教本土化传播不是由于走上层路线、和模仿其他宗教传播失败，而是由于在传播过程中没有重视培养汉人中的骨干力量。
第一，祆祠被奉为禁地，外人不许进入，使人很难了解祆教。
中国的古代文献对祆祠多有描述，通过这些记载可知，在华祆祠主要分布在唐代长安、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，且祆祠不止一处，以及中国北方，沿丝绸之路的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胡人大量聚居之地。祆祠作为祆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和主要传播源地，被视为禁地，不许外人进入，人们无法了解祆教。
第二，祆教的教规极严，礼仪繁复。
祆教有着极其严格的教规，教徒若触犯教规，便要受“烧铁烙舌”的酷刑惩罚。
祆教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，根据教义的需要，结合古代波斯的传统习俗，形成了较为复杂而独特的制度。因其礼仪的繁杂，常被称为“仪式宗教”。 如欲加入祆教，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，一般人难以接受。
第三，祆教不译经，不传教，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。正如林悟殊先生指出：“中亚胡人所信奉的火祆教，无论是在北朝，抑或是在唐代，都没有以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的形式来向中国人推介。其作为一个完整或较完整的宗教体系，实际只局限于胡人移民中流行。该教不像其他两个夷教，即摩尼教和景教那样，力图把其整个宗教体系向汉族传播。”1林教授的研究还认为，在国际考古学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经典《阿维斯陀经》有波斯文以外的译本，只有上古伊朗语的《阿维斯陀经》写本和中古伊朗语的帕拉维写本。2
其次，祆教在传播方式和寺院管理等方面，虽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尝试过本土化，积极适应在华各朝代的俱情况，终因方式欠妥，未能实现本土化。祆教由新疆向内地的传播过程中曾有与佛教相杂糅的现象，这对其传播很不利。《魏书・ 高昌传》云高昌地区“俗事天神，兼信佛法”，“大蕃国庚辰五年廿三日沙州”所书《太史杂占历》中即有“将佛似祆”的记载。长安城同一坊内祆祠往往与众多佛寺林立，布政坊的祆祠就是同坊内之佛寺如善果寺、镇国大般若寺、法海寺、济法寺、明觉寺等并列存在，似亦可说明这一点。在唐代韦述的《两京新记》卷3中有关于长安布政坊胡祆祠的记载：“武德四年(621)所立，西域胡天神，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”，这种传播方式把佛教的摩醯首罗误认为祆神来崇拜，说明了佛教对祆教的影响。
祆教在寺院管理中模仿和依附其他宗教寺院，致使其寺院经济没落。唐时，祆祠在高昌，曾与佛寺、道观一样，有寺院经济。高昌后期，由于经济上受限制，祆教已经衰落，经济上依附于佛教寺院。3
正是祆教在传播、经营方式上的不足和本身固有的特征，限制了祆教在华传播发展，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在唐宋以后逐步消亡。
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祆教考古新发现、新进展，正使它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。通过上文的分析，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：
在政治上，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，经济上没有如佛教、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，所以主要流行于农村，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、融合，这种传播未能很好做到本土化，也只能是逐渐萎缩，自生自灭，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，所以，从宋代以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。
祆教虽然失传，但因其在民间流传时间较久，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相同之处，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，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，不少带有祆教色彩的民间习俗被一直保留着。
参考文献：
1 林悟殊：《中古三夷教辩证》，328页
2 林悟殊：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》，23――50页
3 李进新：《新疆宗教演变史》，新疆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86页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